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簡述時大彬對紫砂壺藝貢獻

認知紫砂 2018年10月8日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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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大彬，號少山，又稱大彬、時彬。壺藝名家時朋之子，明代萬歷年間人。其生卒時代不詳。“考諸記載，少山萬歷間人。張叔未云：順治十八年，時年已老。然則少山克享天年，清初始歿，可無疑義”（《旭羨砂壺圖考》）。據徐秀棠大師在《我國紫砂》中考證，時大彬可能生于嘉靖末年的1560年。《宜興人物志》（上），稱其為明萬歷至清順治年間人，詳細生卒時代為1573—1648年，而臺灣的徐鰲潤先生則估測其生于1573年卒于1662年，享年89歲（徐鰲潤：《明季藝壇三杰之一—許龍文考》）他是繼供春后，紫砂壺藝史上聞名度最大、影響力最深的一位壺藝咱們，被譽為“千載一時”、“明代良陶讓一時”（吳騫《陽羨名陶錄》）事實上，時大彬確實為紫砂壺藝作出了創始性的奉獻。
一、在工藝上：時大彬根本完結了手藝成型的制壺工藝。所謂“壺藝傳至大彬，始蔚然大觀，為完結之初期”（張虹、李景康《陽羨砂壺圖考》）周容在《宜興甆壺記》這樣記載：壺藝“至時大彬，以寺僧始，止削竹如刃，刳山土為之。供春更斫木為模。時悟其法，則又棄模。而所謂削竹如刃者器類增至今天，不啻數十事。”這就是說，不聞名的金沙寺僧原來是徒手捏壺而供春“斫木為模”，用木模擋坯制壺；而時大彬又扔掉了木模，用手藝制壺，并且大大開展了制壺的專用工具。時人評論“良工雖巧，不能徒手而就，必先用具修后準則精。甆壺以大彬傳，幾使旊人????指”時大彬不只手藝巧，并且用具修，所以其制壺“準則精”，使全國制壺陶人為之信服。（旊人：陶工；?指：折指，喻敬服其工巧）咱們能夠這樣說：是時大彬總結了前人制壺經歷，奠定了今天紫砂“拍身筒”、“鑲身筒”手藝制壺的一套共同的制壺工藝的根底。紫砂權威顧景舟生前也常說：“自時大彬開端，制造紫砂陶的一整套傳統技法，已大體上樹立，并傳承給今后的各代藝人，這應是時大彬最大的功勞。”
二、是泥料上，在紫砂泥料上，大彬也是一位敢于立異的能手。“或淘土、或雜以砜砂土，諸款具足，諸土色亦俱足。”（周高起《陽羨茗壺系》）如果說，“淘土”，即從陶土中“摶其細土，加以澄練”是金沙寺僧和供春創始的活，則在其間“雜以砜砂”，即相當于現在的調砂、鋪砂則應是大彬的創始。調砂的意圖是什么？一是摻砂后添加“細土”的強度；二是增強砂壺的藝術作用，周高起曾描述“壺之土色……上有銀沙點點，迨砜砂和制，殼縐周身，珠粒隱約”。至所以怎樣“雜以砜砂”的，李斗《揚州畫舫錄》說得很詳細：“其制法，陶土之內雜以砜砂。嘗毀舊甓以杵舂之，使還為土，范為壺，燑以熠火，審候出之”《陽羨砂壺圖考》的作者在引證周容《宜興甆壺記》云：“時大彬故入以沙，煉土克諧”時加按語也說“砜砂即陶缸已成之器搗碎舂之參入土中，故曰參砂”我曾討教一些業界人士，謂如今之摻砂、調砂是摻入本鄉綠泥，不是將陶缸搗碎摻入，因而以為所謂“雜以砜砂”是文人以派傳訛。但更多的業界人士則以為，時大彬創始的“雜以砜砂”是可信的，那是針對其時制壺所用的“細土”而為之，并且就是這一創舉為今天的鋪砂、調砂奠定了根底。
時大彬不只長于調砂，且能分配泥色，所以“諸土色具足”，因而，時大彬在砂壺泥料上的立異對壺藝的開展也是一大奉獻。
三、在造型上：時大彬制壺有多種造型，所謂“諸款具足”。茲從出土時壺、文獻記載以及存世傳器中略加剖析，則時大彬制壺造型有圓器、方器、仿生象形器及筋囊器等多種，真不愧是制壺造型的多面手。
出土文物：明戶部尚書盧瑞鋒墓出土了時大彬制圓壺、無錫涵莪墓出土時大彬制“滿意蓋三足圓壺”、江都曹氏墓出土的時大彬六角紫砂壺；
存世傳器：現存世“大彬款”的紫砂壺共有13把，別離藏于各地博物館或私家，現按造型歸類為別離如下：
圓器：
特大高執壺。壺身銘：“江上清風，山中明月丁丑年大彬”。
仿供春龍旦壺。共有二款。一藏香港茶具文物館，底款“大彬仿供春式”。一見海洋公司版《砂壺集》第335頁，底款：“萬歷丁酉春時大彬制”
虛扁。上海博物收藏，底款“源遠堂藏大彬制”。
提梁壺。壺唇外有楷書“大彬”二字，又刻有方印“天香閣”三字。南京博物院藏。

方器：
開光方壺。共二款。一見40期《壺中天地》，底款“萬歷丁酉時大彬制”；另一款香港茶具博物收藏，底款“時大彬制于三友居”。
高僧帽壺。唐云藏，底款“叢桂山館大彬”。
蓮瓣僧帽壺。底款“萬歷丁酉年，時大彬制”。

仿生器：
鳳首包袱壺。唐云藏。底款“萬歷丙申時大彬制”。
半瓜水盂。唐云藏。壺身銘“辛亥夏制于正已堂為可先老先生少山時大彬”。

筋囊器：
玉蘭花六瓣壺。香港茶具文物收藏。底款“萬歷丁酉時大彬制”。
（以上見徐秀棠《我國紫砂》）

史籍記載：
“張叔未得時少山方壺，賦詩，有句云‘削竹鐫留甘字銘，竟然楷法本黃庭。’”
“葦村嘗以時大彬梅花砂壺贈汪近人，汪賦詩謝之，有渾然制造梅花式句”《陽羨名陶錄》。
吳槎客詩題云：“芑堂明經以尊甫翁舊藏時少山茗壺見示，制造醇雅，形類僧帽，為賦詩而迎之。”
張燕昌如此先府君性嗜茶，嘗得時大彬小壺，如菱花八角的……順手合蓋，舉之能翕起全壺……。
“宜興時大彬壺，予有三執。…其小者，得自陳健夫，扁如柿餅，不得容杯水…（“曲阜孔東塘尚任享金簿”）。
《藝術從編》載大彬方壺…又載大彬六角壺…。”
鄭秋枚《砂壺金形拓本》刻大彬菱花式壺，工巧有致…”
披云樓藏老朱泥大彬中壺一持，參砂堅潤，方式如柿…。”
吳槎客云：長洲陸貫夫，博古士也，賞為予言，大彬壺有分四底、蓋為一壺者，合之注茶，滲屑無漏，名六合一家壺，離之乃為六，其藝之神妙如是。
（以上均見《陽羨砂壺圖考》）
時大彬壺的這些造型，當然并不都是他隨便創造的；有的是承繼仿照前人已有的樣式；如仿代春龍旦壺；又如菱花式壺，前人董翰的“菱花式，憶殫工巧，”相同趙梁制壺已“多提梁式”。但他能在前人根底上有新改進；而有的則完全由其立異規劃。最為人稱道的是，他能習氣文人飲茶的需求及時地由大壺改作小壺：“初仿供春，喜作大壺，后游婁東，聞陳眉公和瑯琊太原諸公品茶試茶之論，乃作小壺。”作為一位民間藝人，能與時俱進習氣飲茶之需，在壺藝造型上不斷革新立異這在封建時代的工藝史上是不多見的。無怪人們要稱譽其為“千奇萬狀信手出，巧奪坡詩百態新”（吳騫詩）。
四、在風格上：時大彬制壺構成了共同的樸雅堅致的藝術風格。大彬對待壺藝作風嚴謹，“雅自矜重，遇有不愜間者碎之”（李斗《楊州畫舫錄》），并且他的人品亦好：“時為人敦雅古穆，壺如之，波濤清閑，令2人起敬。”（周容《宜興甆壺記》）因而構成他的壺藝的共同的風格。即“凡所制壺不務妍媚，而樸雅堅致，妙不行思”?（周高起：《陽羨茗壺系》）用今天的話來說，他的壺“粗而不媚，樸而大雅”正如吳梅鼎評論的二字：“典重”，也如清代陽羨詞人陳維崧在詩中點評的那樣：“彬也沈郁并老健，沙粗質古肌理勻。”時壺的這種質樸古雅的風格不只贏得文人雅士的喜愛欣賞，在紫砂業界亦備受推重。時大彬的高足弟子，與時大彬，李（大）仲芳并稱“壺界三大”的徐（大）友泉，也是一位“綜古今、極改變、技進乎道”的壺藝高手，但他自己“晚年恒自嘆曰：‘吾之精，終不及時之粗’。”可見時壺的“沙粗質古”、“樸雅堅致”是一種共同的藝術風格，是時大彬技藝功力、藝德人品的集中體現，是砂壺的一種最實質的藝術表現方式，因而，歷來被壺藝界推為“咱們”“正宗”，且“前后諸名家并不能及，遂于陶人標大雅之遺，擅空群之目矣！”
五、在識款上：時大彬在制壺的識款、題銘上表現了較高的文明涵養。大彬雖身世于壺藝世家（父時明也是有名制壺藝人）；但骨子里可能仍是書香門第，家學淵源。有記載稱其為“宋尚書時彥裔孫”，此事久遠且無從稽考，但時大彬必定非常抑慕時家這位先祖。時大彬平常與文人溝通寬廣，如他之由大壺改作小，就是受文人品茶習氣的影響今后所作的革新。也是受文人的影響，他吃苦學習，通曉書法。他在壺上題刻款識，“初倩能書者落墨，用竹刀畫之…”但后來他苦練書法，“竟運刀成字，書法嫻雅，在《黃庭》、《樂毅》帖間”（意謂書法象王羲之）時大彬的刻款，贏得文人的贊許。如周高起曰：“大彬款用竹刀，書法逼真換鵝經”張叔未得時大彬方壺，見其題銘贊曰：“削竹鐫留廿字銘，竟然楷法本黃庭。”
時大彬還開壺上題銘之先河，不過其內容大多是現成詩句，且偶見于壺身，多鐫于壺底。略舉幾例：
客耕武原，見茗壺一柄于仉氏六十四硯齋底有銘曰‘一杯清茗，可沁詩脾。大彬’凡十字（陳鳣《松硯齋漫筆》）
張叔未得時少山方壺，底鋟“黃金碾畔綠塵飛，碧玉甌中素濤起”二句，歐公詩也（《陽羨圖說》）
碧山壺收藏豬肝色大壺，泥質濕潤，工巧憨厚兼而有之，底鐫行書“葉硬經霜綠，花肥映日紅，大彬制”（《陽羨砂壺圖考》）

綜上所述，紫砂壺藝屆時大彬已根本老練，加上他廣收門徒，承繼技藝，“弟子甚眾，聞名于世，”遂使砂壺藝術發揚光大，“蔚為大觀”。時大彬在紫砂壺藝的制造工藝、泥料配制、造型規劃、識款題銘上都有革新立異，并構成了他共同的質古樸雅的藝術風格，因而，人們把“砂壺”直接呼為“時壺”，且把他的嫡傳、再傳弟子的一脈奉為“壺藝正宗”。總歸，時大彬是壺藝史上位具有里程碑式的大師。